揭穿《世爵娱乐》中的谎言(下)

逄先知 吕澄 沈栋年 王象乾

十、戚本禹从秘书室调到“后楼”的真相

 

所谓“后楼”,指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因其最初的办公地点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后楼而得名。关于戚本禹调“后楼”的原因,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杨尚昆对我主编的《群众反映》一直都是意见很大的。尽管他有时也经常会找(我)刊登一些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东西,但他总是担心我会给他捅出娄子来。特别是因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谭震林的关系很紧张。后来在关于‘包产到户’的群众意见专辑问题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谭震林的攻击。所以他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那么多人都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现在决定把你调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的时候,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

关于戚本禹调“后楼”的事,看看《阎明复回忆录》是怎样说的。阎明复写道:“60年代初的一天,戚本禹突然到‘后楼’二楼翻译组的办公室来看我。他对我说:‘我听说上上下下你都处得很好,大家都说你人缘好,而我则很苦恼,上上下下都不喜欢我。所以想向你讨教,该怎样办。’我当然还有点自知之明,不会给戚本禹提什么忠告。我问道,老戚你究竟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在秘书室实在待不下去了,想换换环境,能不能到‘后楼’工作。我答应试试看。我把老戚的情况向‘后楼’综合组组长何均反映了。何均爱才,认为戚本禹有才,答应同田家英商量。后来,老戚就调到‘后楼’来了。他专门来看我,表示感谢。”

阎明复同戚本禹关系比较好。他为人正直,实话实说。我们相信他的回忆录里写的这件事是真实的,写出了戚本禹的真实情况。

事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3年五六月间,在中央开展的“五反”运动中,田家英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中办秘书室室务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接着又开全室大会给领导提意见。秘书室的室务会议由各科的科长、副科长组成。那次会议逄先知也参加了。

沈栋年(兼秘书室党总支副书记和人事工作)说:“田家英和我说过,戚本禹和几个科长都搞不好关系,我很发愁。”

在室务会议上,每个人先作自我检查,然后由大家提意见。当时,大家对戚本禹的意见较多,也比较尖锐。沈栋年的发言,大体上反映了会上对戚的意见。他说:“(一)戚本禹好名,对同志关系缺乏诚意。戚总想他说了算,飞扬跋扈,成名成家思想是中心问题。(二)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唯我独尊。记仇。你对××同志突然袭击,抛出一批材料,揭发是攻击性质的。嫉妒报复,拉拉扯扯,拉拢打击。”李公绰说:“我记得你(指戚)说过,如果××不服,就再抛一批,坚决把他打下去,如果他再抵赖,我再揭发。戚本禹的心不是很善良。”逄先知也在会上发言,对戚本禹提出了批评意见,着重批评戚的极端个人主义。在逄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戚本禹一心想出人头地,总要站在别人之上。谁超过了他,他就打击谁。在室务会议上,也是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戚有合纵连横的本事。”(上述各人发言,均根据当时的记录)

戚本禹看到大家对他的意见较多,想摆脱被动局面,转移视线,就把一位科长同他一起出差时对田家英的议论,当着田的面和盘托出。不久,又撇开室务会议,在办公室走廊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对那位科长无限上纲,抓住一些生活小事,联系家庭出身,用“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作为标题,进行攻击。这在全室引起轰动和不满。

后来,在全室大会上群众对室领导(包括各科科长)提意见,也有人对戚本禹提了意见。如有人说:“戚本禹以教育者自居,高人一等。在运动中有些个人情绪,像贴大字报,分析得那么高,那么‘左’。这些年个人主义发展。”有人说:“戚本禹工作闲,常不在,不知到哪里去了。编《群众反映》质量不高,有些文字不通,错别字很多。”(以上均根据当时的记录)

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所以戚本禹对阎明复说,他“很苦恼,上上下下都不喜欢我”,“在秘书室实在待不下去了,想换换环境”。而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却完全变了样,说调他到“后楼”,是杨尚昆、田家英定的,是龚子荣看中了他,让他去“后楼”加强《情况简报》的工作。照戚的说法,杨尚昆既然把他看成是“刺儿头”,担心他“捅娄子”。那么,把他调到“后楼”这个更重要的部门,办《情况简报》,杨尚昆就不怕他捅更大的娄子吗?《回忆录》在他调工作这件事上说谎话,吹自己,压别人,他却没有想到《阎明复回忆录》早已问世,白纸黑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沈栋年说:“当年,戚本禹调‘后楼’,我就觉得很奇怪。戚本禹思想品质不好,怎么能调去‘后楼’。在‘后楼’这样重要单位工作的,应该是政治水平高、思想修养好的同志,怎么能调他去?”

 

 

十一、戚本禹为什么写《评李秀成自述》?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1962年底,在我担任《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我也把它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戚本禹又在说谎。毛主席从来就没有什么“阅读书目”,1962年底他也没有看过太平天国方面的书。逄先知保存着一本详细记载毛主席要书的笔记本,时间为1957年3月至1966年5月。毛主席要太平天国方面的书,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63年9月19日,要的是《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罗尔纲笺证);第二次是在1964年7月31日(在北戴河),要的是关于李秀成的资料。送给他的资料有:影印的《李秀成自述》、中宣部编印的有关李秀成的资料、7月27日《人民日报》、7月25日《光明日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两次都是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发表之后。

当年,田家英对《评李秀成自述》的看法和他对处理这篇文章的态度,逄先知比较了解。逄说:“田家英是不大赞成戚本禹文章观点的。他比较赞成周扬他们的观点。戚的《回忆录》里说,田对他的文章开始说‘写得挺好’,后来又不让发表,表里不一。这不是事实。事情的经过是:《历史研究》编辑部负责处理戚本禹这篇文章的编辑丁守和,曾打电话给田家英征询对戚文的意见。田家英明确回答‘不要发表’,并且说‘这个人不好’。丁守和将田家英的意见,报告了刘大年。刘大年反复考虑,认为《历史研究》当时如不发表戚本禹这篇文章,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他的意见是《历史研究》发表戚文,同时发表罗尔纲的一篇表态的文章,作些说明,争取主动。《历史研究》的另一位负责人黎澍是主张发表戚文的。黎澍对戚本禹的文章,密密麻麻地作了大量的修改,并将修改稿送田审阅。我当时在场,看过这个修改稿,放在田的办公桌上。黎澍是用红笔改的。田家英说:‘如果我的稿子,被人改成这样,我就不发表了。’戚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只要能发表就行。果然,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一鸣惊人。”

这里还要澄清一个事实。《回忆录》中说:“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给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他气愤地说,他(指周扬)太霸道了。”

根本没有这回事。在李秀成评价问题上,田与周的观点基本一致。况且田又不管中央宣传部的事,周扬不需要给他打招呼,对这种工作关系,田家英还能不清楚吗?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过:“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这句话透露了他的心机。1961年5月,田家英曾将戚本禹送给他的一份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送毛主席。主席作了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戚本禹一下子在党内出了名,尝到了甜头,很是满足了他出人头地的意愿。这次关于李秀成的文章,他知道田家英是不会替他转送毛主席了。此路不通,就另找出路。戚本禹说:江青“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

江青是怎样看到《历史研究》刊登的戚本禹文章的呢?吕澄说:“我听朱固[1]说,戚本禹是通过江青把文章送给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本来是戚本禹与朱固合写的,朱固还到北京图书馆借过有关李秀成的书。文章发表了,只署戚本禹一个人的名字,朱固很有意见。”

前面我们说过,戚本禹说1962年底知道毛主席正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他也找来读了。这虽是谎话,却泄露了戚本禹内心深处的方向标:投毛主席所好。戚希望在这上面做些文章,出了名,有朝一日就可能受到重用,得到提拔。果不其然,戚本禹连篇累牍地发表言词十分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就跃升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高位。但是,在他的笔下,不知害了多少人,包括老一代革命家和一些著名的学者。邓小平在“世爵娱乐”前夕就曾说过:“我们一些‘左’派,就是踏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话中所指,就有戚本禹。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找他们干什么,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戚本禹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造出这样不知羞耻的谣言,来抬高自己。谁也不会相信,就凭他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和被戚称为“恩师”的田家英,会找他戚本禹合写文章!“田家英”三个字之后,还有一个“等”字,不知还有什么名人找他合写文章?

戚本禹一有机会,就吹捧江青,打压胡乔木、田家英。这正说明他是江青死心塌地的同伙。历史是公正的,被戚本禹颠倒的历史,早已颠倒过来了。

   

十二、从1962年的“包产到户”问题说开去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当年6月,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信任他了,也很少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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