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叶永烈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

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的缘故。

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

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无微不至的照料。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7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他的视力不错,耳朵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

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他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回忆说:

父亲的稿费,他自己只说过1958年以后他没有再领取过稿费。但这些稿费到哪里去了,他一次也没有说起过。他去世后,我才听到他以前的秘书说,他1958年以后的稿费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秘书亲手经办的。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

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200元。

陈伯达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书橱里的书:马克思著《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史》《隋唐演义》《五代史演义》《戊戌喋血记》《柳宗元集》《彭德怀自述》《苏联经济史论文集》《逻辑学》《美学》《罗马史》《西方美术史话》《哲学史讲演录》,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基度山恩仇记》……一本打开在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产生兴趣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神世界。

陈伯达,依然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的思想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他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只是偶尔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甜美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笔著文。虽然正在服刑期间的他无法发表他的文稿,他却还是在那里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16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他的这些未曾公之于世的文稿,开列若干文稿的题目和写作年月,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2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

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

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

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

1982年9月26日,为上文写了《附记》;

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

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

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

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

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1985年3月,《基督教东来记—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史式微〈江南传教史〉二书述略》;

1985年6月17日,《读书四记》,即《辩证法和理性》《略说“尺度”》《关于唯意志论、反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等等》《记黑格尔、恩格斯、列宁谈形式逻辑》;

1986年1月,《长思》;

1986年春,《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

1986年11月4日,《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

他也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画画、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改记号。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抄写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惯。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应的那种400字绿格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似乎缺乏他曾于20世纪40年代所写作品的那股灵气,那种犀利的笔锋。但是作为八十老翁,他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也颇有见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人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加以评论。

(本文选自四川人民出版社《陈伯达传》)

(责任编辑程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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