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瓦解日伪军的政治方略

夏继诚

一、新四军在抗日烽火中成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即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在此之前,早在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即已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

国共两党经多次谈判,逐步达成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下达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1937年10月12日,在抗日烽火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另一新型人民军队—新四军,宣告成立。其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编制序列属于国民党军第三战区。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红色武装在新形势下所实现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变。它生动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

新四军,这支隶属于国民党军番号的人民军队,终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这源于当时抗日战场严峻的形势以及国共两党错综复杂的斗争格局。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湘、赣、闽、浙、豫、鄂、皖、粤)的红军部队,包括第二十四师,以及25个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约1.6万人,他们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建立起14个红色游击根据地,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在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改编主力红军的同时,中共中央亦审慎考虑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新形势下,为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各游击区域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保存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较大的红军游击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

但起初,蒋介石却不同意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进行改编。他采取的方针是“北和南剿”,即对北方的红军主力部队,在围追堵截都无法“剿灭”的情况下,只得“和”,同意改编为“国军”并给予八路军的番号(9月11日又下令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而对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仍采取“剿灭”的方针。但其后,随着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江南腹地,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与中共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1937年8月下旬,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领导人项英、陈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先后到达赣州、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达成了江西省境内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国民党军队从红军游击区撤退的协议。红军游击区各部队与当地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谈判也普遍展开。

惯于耍弄阴谋诡计的蒋介石,下令各地方政府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变为“点编”。一字之差,性质迥异。“点编”变成了“招安”“招抚”,实际上仍是“剿灭”。当年发生的“漳浦事件”(又称“何鸣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中共闽粤边特委军事工作负责人何鸣,于1937年6月26日与国民党第一五七师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将闽南红军第三团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可是,当何鸣带领近千名红军游击队于7月16日到达县体育场集中参加“点编”时,却受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的包围,被缴去全部武器,人员全部被扣押。当晚,副大队长卢胜、参谋长王胜带领80多名班长以上干部和老战士,机智潜出漳浦县城。第二天,又有100多名红军战士回到根据地,重建红军游击队。其余800多名红军游击队一直被国民党关押,经中共中央多次交涉,直到11月15日才获释放。

“漳浦事件”的发生,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严重关切与高度警觉。除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外,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0月1日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张云逸、博古、叶剑英等人,指出:“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第二天,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再次强调指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第三天,即10月3日,毛泽东又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游击队,我们绝不可以中其计”。

抗日战争的形势在急速发展,侵华日军步步紧逼,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上不断失利。在多种因素促动下,蒋介石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态度也不得不有所变化。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会见并邀请叶挺出面集合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叶挺早在1924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誉为“北伐名将”,曾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流亡海外,与党失去了联系。此时,叶挺欣然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委托,向蒋介石提出了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并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新编第四军”。因叶挺在北伐时所在的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所向披靡,首克武昌,被誉为“铁军”。这时日军正进攻上海,南京受到威胁,迫于形势,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他企图通过这时已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牢牢抓在自己手中。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又电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闽浙边、闽西等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调用。10月12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向各县转发了蒋介石10月6日的电报。当时陈毅正在南昌负责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的工作。18日,项英也到了南昌。后来,叶挺、项英、陈毅等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接着,国共两党就南方改编部队的建制、编制、装备、经费等问题,多次进行磋商和交涉。项英、陈毅等南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各游击区的党组织,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谈判。尽管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了残酷的“围剿”,使红军游击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我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以大局为重,忠实履行了停战和合作抗日的协议。

叶挺于1937年11月3日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叶挺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不让国民党插入一兵一卒,使蒋介石控制新四军的盘算完全落了空。

1937年冬至1938年春,散处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四十多个县的红军游击队,完成了紧张艰巨的筹建、下山、开进、集中等一系列工作。1938年4月,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在安徽岩寺集中时共6000人,枪2000余支,轻机枪只有3挺。在江北,第四支队计3000余人。全军共9000余人。其中,长征后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在闽、赣、湘各地共约2000人,以后陆续收容招募700余人。另据新四军秘书处统计,全军集中时为10329人(内含中途加入的1009人)。

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但国民党政府却始终不发布对上述新四军领导人的任职命令。

为了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南分局(1938年11月改为东南局),项英任书记;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旬移至皖南歙县岩寺。接着,江南各红军游击队陆续到岩寺集中,江北各红军游击队到湖北黄安七里坪集中。

至此,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投入抗日斗争的战略意图胜利实现,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新四军应运而生。

 

二、建立瓦解日军的工作体系

 

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关之战,八路军大获全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全国军民以极大鼓舞。但是,打败敌人不仅仅要靠武力,还要靠政治智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日军能否进行政治瓦解?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0月6日发出《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开展敌军中的政治瓦解,削弱敌人战斗力,并推动友军(国民党军)学习这一工作,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要求“各师、团敌军工作部组织应是得力干部主持工作,并配备适当工作人员。分配各部懂日文的干部、战士,做到每团配备二人(以便营独立行动时能配一人),旅一人,师二至三人”。

毛泽东对于能否对侵华日军开展政治瓦解工作,更是一锤定音。他在1937年10月25日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列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强调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有人认为目前日军很顽固,至死不肯缴枪,怀疑敌军工作能否起作用。毛泽东以他的远见卓识,坚定地表示:“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

根据党中央和军委总政关于敌军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新四军在组建过程中,对设立敌工部门和配备敌工干部的工作相当重视。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时,就已任命林植夫为敌军工作部部长。林植夫是福建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敌工部的工作人员,开始时不多,后来逐渐增加。其中不少人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能说会写。这是一个精干的对敌工作班子。

各支队、各团亦相继成立了敌军工作机构,任命了负责人。如第一支队政治部由吴越任敌工科长(后由邱东平接任),第二支队由谢镇军任敌工科长,第三支队由盛华任敌工科长,第四支队由陈辛仁任敌工科长。

后来,新四军又陆续组建起第五支队、游击支队(后改第六支队)、豫鄂挺进纵队,相继成立了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这些支队和指挥部均设立了敌军工作部门。如王子光任游击(第六)支队敌工科(部)长(后由刘贯一接任敌工部长),陈麒任江北指挥部敌工科长,盛华任江南指挥部敌工科长。1940年11月17日成立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亦设立了敌军工作部,由邱东平任部长。

至于各团,大都设立了敌军工作股,或有人专门从事敌军工作。这样,新四军各部队在组织机构上,就形成了从上到下完整的瓦解敌军的工作体系。

 

三、完善对敌政治工作,

进一步瓦解日伪军

 

经过较短时间的斗争,新四军分别在苏南、皖南、皖中、淮南、豫皖苏边、鄂北等地,很快打开了敌后抗战局面。于是,如何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就摆上了军部和各部队的议事日程,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938年7月26日,新四军政治部发布了《敌军政治工作纲要》。这是新四军有关敌军(日伪军)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纲要》首先强调了敌军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中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因为敌强我弱,因此尤其注意敌军工作,抓紧从政治上去争取与瓦解敌人。《纲要》分析了目前敌军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强调要对敌军开展宣传攻势,正确执行优待日俘的政策,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对日军的瓦解工作。还要特别重视开展伪军工作,基本方策是“争取分化和瓦解策略并用”,争取伪军大批反正。《纲要》特别强调“用群众力量威胁敌人,包围敌人,并从政治上影响敌人,增加敌人的困难,动摇敌人的信心,并吸引逃跑出来,或哗变出来”。

《纲要》还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充实各级敌工部门,连队要成立敌工组。各级敌工部门还要和司令部及政治部民运部门、宣教部门等建立密切联系,分工合作。要求每个敌工干部必须“深刻了解整个敌军工作的策略、路线和工作方法”,“不懂得策略的人,就做不好敌工工作”。

经过一年的努力,新四军各部队的敌军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特别是在对敌伪军的宣传攻势,对部队的教育和日语训练,优待和争取敌军俘虏,整理和收集敌情等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克服薄弱环节,新四军政治部于1939年2月7日对敌军工作提出了九项新任务和新要求:

1.继续深入部队中对敌伪军工作的宣传教育,切实克服轻视倾向。

2.健全对敌伪军工作的组织与系统,实施新的编制,并在各级服务团中培养五至七人的敌工组,受政治机关之直接指导。以后严禁任意调敌工人员做其他工作。

3.在部队中造成学习日语运动,战士从普遍学会简单口号起,以至学会简单会话。同时,提倡奖励自动加紧学习。

4.限期责令各部队对当面之敌伪军详细调查,按级报告于军政治部,并研究确定对策。

5.收集敌方宣传材料,研究宣传对策。并决定由军政治部负责供给基本宣传品,支队供给临时宣传品。改善宣传品内容、形式,并改善散发与使用方法。

6.抓紧伪军工作。与民运部(科、股)协同进行。必须争取由宣传进到组织工作。建立发展地方群众中对敌工作组,开展地方群众中争取与瓦解敌伪军运动。

7.继续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号召多多活擒俘虏,并决定颁发俘虏优待管理办法实施之。

8.大批培养对敌工作干部。

9.敌军工作的重心放在第一线,并特别集中人力于伪军多的地方。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敌军工作很重视。他于1940年1月7日在江南敌工会议上讲话,特别强调了完善敌军工作的意义,指出:为了战胜敌人,“这里直接的手段是战斗,间接的手段是对敌人的瓦解”,敌军工作“等于一种不流血的武装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新四军创建后确定的敌军工作的任务和方针政策。它对指导部队迅速、及时、正确地开展敌军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侵华日军、国民党、共产党三者的力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新的形势,也必然对新四军敌军工作产生了新的深刻的影响。

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于1939年2月23日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村新四军军部。他对新四军面临的新形势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了重要的指示。周恩来满怀激情地指出:新四军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在这个举足轻重的地区迅速开展抗战的新局面,是新四军的重大责任。周恩来对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概括为三句话:“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他要求新四军: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那里去发展。新四军要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

周恩来要求新四军做好17项具体工作,其中有关敌军工作的六项:

第一,要用一切方法动摇敌军军心,使他们部队里反战情绪高涨,不愿意打仗,到最后五分钟不拼命。

第二,瓦解伪军。敌人从本国抽调部队到中国来非常困难,主要的是利用伪军,来弥补他兵力不足的缺陷。因此我们应该把瓦解伪军的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军事上消灭他,而且要在政治上瓦解他,使敌人不敢运用伪军。

第三,利用维持会、伪军为内线,为我们侦察敌情,通报消息,将来时机成熟可以里应外合。

第四,争取青帮、大刀会的群众。

第五,坚决肃清汉奸。在伪军伪组织中是有两面派的,在做这个工作时要注意策略。

第六,在大城市建立秘密工作。

周恩来这些指示,为新四军进一步做好敌军工作指明了方向,交代了重点,明确了政策和策略,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新四军瓦解敌军的工作起了重要的、长远的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 刘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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