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张鲁的“共产主义”辉煌

韩 起

张鲁亮相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1128日至12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他还写了批示,一次是1958127日,一次是同年1210日。《三国志·张鲁传》573字,毛泽东两次批示,是它的三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党的全会上,把一个没有多大名气的古人传记,当做为会议材料,唯有《张鲁传》。不能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

  毛泽东的批示,关键的核心,只有一句话:“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而且,他在127日,还有一个讲话。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张鲁的创造,让毛泽东心仪不已,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和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完全一致。而当时,为了政治和宣传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笔杆子”,故意回避了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肆宣扬张鲁的言论,却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拐弯抹角地寻找理论依据,好证明毛泽东吃饭不要钱的发明,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

  学习张鲁的施政方法,都可以被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张鲁当年的作为,当然可以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实践了。

  我们现在要探索的题目是,为什么张鲁的“共产主义”能够成功,让人民安居乐业;而两千多年后,我们学习他的办法,反而造成了人类史上的悲剧?

  

张鲁“共产主义”成功的秘密

  张鲁的“共产主义”很简单:一、信教的人出五斗米,便成为信徒;二、以神道治病;三、教规为法,用教规约束民众,“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四、“奉道者皆编户籍,各有所属”,恢复了汉代的户籍制度;五、置义舍,即政府提供可以免费居住的招待所;六、吃饭不要钱。《张鲁传》说,“县置米肉以给行旅”,可以“行路者量腹取足”;七、修治道路,他用轻微犯法的人去修路,既降低了修路成本,同时也消除了人民的怨气(历代的劳役制度,是专制的朝廷和老百姓结怨的重要一环);八、对于犯了法的,张鲁规定“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就是先说服教育,你不听,你再犯就再教育,这样经过三次,你还不改过,才动用刑法;九、“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十、严格规定“师不受钱,不得淫盗,不得饮酒食肉”,吏治很清廉。

  张鲁的这种道德治国、平均主义经济、政治纲领,“民夷便乐之”,甚至“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张鲁将汉中治理得井井有条,民风纯朴,人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为什么张鲁的“共产主义”能够成功?

  张鲁是道教的一代教主。他的治国理念,直接来源于老子《道德经》和《南华经》(即《庄子》)的智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只需吸纳少许老庄的管理理念,便收获了“天下大治”的果实。汉代之文景之治,唐代之贞观之治,皆本源于此。此处因行文容量所限,无法充分展开探讨。这里仅取《道德经》第二章的一段话:

  “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做而不始,生而不有,为而不争,成功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译为现代汉语:圣人处于无为的境界而从事,实行不言的教化,万物发作了,而不去提倡;生养了,而不据为己有;施为了,而不恃为己能;成功了,而不据为己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才不会离去。

  这段话,主要是说给统治者听的。“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如果统治者能遵守这10个字,便可以国泰民安。这里强调的,是身教重于言教。

  这一切,都是规范统治者行为的。

  张鲁治下的臣民,因为信奉神灵,所以灵魂的自律是严格的。他们敬畏神明,展示大爱,不做欺天之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一时没有饭吃的人,可以到义舍吃饭、住宿。这在那个战乱频仍,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的年代,汉中简直便是人间天堂。

  这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干。日本福田光司说:“老子的无为,乃是不恣意行事,不孜孜营私,以舍弃一己的一切心思记虑,一依天地自然的理法而行的意思。”张鲁做到了,他统治的汉中便歌舞升平。

  

后张鲁时代的惨败教训

  公元19584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就是仿效张鲁的道德治国、平均主义。因此,当毛泽东看到调研报告《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如获至宝,立即批示,并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然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大肆鼓吹,于是,号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其迅速地、燎原烈火般烧遍中国大地。结果是人所共睹的大失败,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为什么张鲁几千年前能做好的事,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却失败得如此悲惨呢?

  这里,首要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张鲁实行的是耕者有其田;人民公社化实行的是耕者无其田。人民公社化时代,中国广大的农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嵖岈山卫星公社章程》明确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当时所谓“公有财产”,主要的就是土地,还有附着在土地上的农用机械、农具、牲畜等。这就将农民的一切所有,包括人身的自由,全部剥夺了。

  第二个关键原因,便是官员的表率作用。上级委任制产生的官员,他只对任命他的人负责,不会对百姓负责。

  第三个重要原因,便是自由的绝对丧失。人民公社化时代,农村的管理是实行军事化的。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严格的管制。离开村子都要请假,如果当天不能回家,还要开具证明身份的公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先生说过:“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李大钊文集》)我们能企望既无自由,又无财产,连生存价值都没有的一群奴隶,去促进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吗?

  第四个重要原因,是灵魂世界的败坏。公元1949年以后,中国大地强行推行无神论,宣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所畏惧,就可以“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孔子说,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无所畏惧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人类没有了道德底线,什么丧尽天良坏事都可以眼也不眨一下地干出来。

  

结 语

  现在我们可以回首探索张鲁现象了。成功和失败,并不复杂。一言一蔽之,就是私有产权的根基。张鲁的成功,人民公社的失败,盖在于此!

  当然,站在今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原因。直截了当地表述,一个社会,欲天下太平,办法只有两句话:权力必须是公共的,财产必须是私有的;反之,则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陕西作协专职作家,一级作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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